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综述

杨晓林

 原载：《电影新作》2020年第1期。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弘扬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礼赞电影银幕上彰显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2019年9月7日，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党委研工部承办，《南方文坛》《民族艺术研究》《电影新作》《电影研究》等刊物协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与表彰大会暨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研讨会参会者既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也有来自业界的编剧。研讨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大家击玉敲金，就经纬万端的新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史、电影剧作理论和批评、电影文学创作与电影发展关系、著名电影编剧创作风格、动画剧本创作、电影文学改编史及改编理论、电影文学创作现状、域外传播及影响、编剧地位及其与导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成果颇丰，现将主要观点从三个方面予以梳理归纳。

一、对编剧的地位及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编剧的地位、责任和创作诸问题，一直是业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重点讨论的议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王兴东会长认为，七十年电影实践证明，尊重原创才有经典形象。文学是影视之母，法律为防止弑母现象，赋予了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在首席、标志着作者的权利。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深入社会生活，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作品才会有深度。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蔺海波认为，剧本是电影创作的基础和根本，优秀的电影剧本，塑造出的具有一定社会本质概括性又个性化的艺术形象，影响、感染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以饱满的激情，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凸显着电影艺术独特的作用、价值与魅力。茅盾文学奖得主、八一电影制片长原厂长柳建伟认为，中国电影必须要坚持以剧本为中心。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出发，或是经一流剧作家奠基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事实。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任周斌教授梳理和论析了新中国电影剧本的几次创作高潮，认为编剧人数不少，但优秀编剧仍十分匮乏，这也是缺少好剧本的一个重要原因。采取措施加强电影编剧队伍的建设，培育一批优秀编剧，乃是提高影片质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我的法兰西岁月》编剧赵葆华认为，我们的创作和评论不能局限于小儿小女，应该有大国情怀和大国精神。编剧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被资本掌握就难免陷入被动和低俗。我们既要看到观众喜欢什么，但也要走进生活，引领风尚。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院长厉震林教授认为，编剧需要一步步提升自己，从技术到文化再到人格，技术是获取上岗证，文化是成为优秀剧作家的需求，人格则是大师禀赋。编剧的精神等级，则从真实的发现、道德是非的发现，再到社会发展必然律的发现、人类价值的发现。如此，剧本才会有更深的境界。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郑宜庸教授认为，王兴东老师强调“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并且对于为何要深入生活、如何深入生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有着大量生动凝练的观点，形象直观的比喻，通俗易懂又意味隽永。考察他的创作实践，对于真人真事题材电影的创作，具有实践与理论的积极意义。

《焦裕禄》编剧方义华认为，前苏联电影界有一句名言：一流人才当编剧，二流人才当导演。编剧是原创，是无中生有写故事，导演是二度创作，用电影的手法再现剧本。编剧是设计工程师，导演是施工工程师。所以编剧在电影中的作用和地位更重要。《袁隆平》编剧谭仲池认为，编剧和导演的矛盾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背后强大的资金力量。电影成功的关键是塑造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物。主要人物、关键人物和焦点人物，这三种人物的交叉会使电影的结构更加生动。上海师范大学陈吉副编审认为，编剧地位下降，表现在不标注署名、没有话语权、导演制片人演员都凌驾于编剧之上。与此同时，看剧本、懂剧本的人也在变少。需要在影视学通识教育中普及编剧课程，由学者、创作者共同教授。《黑炮事件》编剧李唯认为，当年站在舞台正中心位置的编剧，到了今天被边缘化了。获得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的奖项，让我们重拾昔日的辉煌。兰州大学赵晓珊教授分析韩国的电视剧“编剧中心制”认为，三大电视台征编剧签约长期合作。编剧对剧本有完全的控制力。韩国电视剧的播放模式强调与观众的交流，了解观众需求并及时调整。这对中国影视有借鉴意义。兰州大学周仲谋副教授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几点对策：一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编剧合法权益；二是尊重编剧的劳动成果，建构行业良性生态；三是编剧自身应增强责任，以积极的姿态去努力创作。

关于电影文学性的重要性，及文学与剧本创作的关系问题，业界认识曾出现过偏差，学界也言人人殊，但近年来基本达成了共识：文学创作在电影中具有重要作用。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盘剑教授认为，二十世纪20年代，明星影片公司带头向鸳鸯蝴蝶派作家求助，开始了中国电影与文学的第一次合作，为中国电影创建了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也使得中国电影正式走入了艺术殿堂，并以类型化和通俗、娱乐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风格形成了中国早期商业类型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功。《生死抉择》编剧贺子壮认为，文学作家长期扎根生活，跟职业编剧为完成某一创作任务而去“深入生活”是不一样的。好的文学作品思想性上的深度，是一般电影编剧所难以具备的。小说改编电影是条好途径，编剧和作家要携手。西北大学曹小晶副教授分析贾平凹作品电影改编的美学流变后认为，每一次电影改编，实际上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对文学原著的一次富有意味的解读与阐释，从中可以发现改编本身的一种美学观念的演进。西北大学郭越副教授认为，电影导演专业教学应重视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与转化。近年来内蒙古和贵州籍导演新势力崛起，已显现了文学创作经验对电影创作的影响。这拔青年导演深受台湾新电影侯孝贤等人的影响，表现为十分重视文学叙事经验的电影化转换。兰州文理学院孙婷老师认为，文学性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在培养编剧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经典。西北师范大学巩周明博士认为网络寄予了文学便携的传播方式，而网络文学变成了影视剧改编的最佳文学。兰州文理学院王艺副教授对学生在创作时以小说思维为主，创作方式简单，或者是对市场上已成型作品的借鉴等现象表示忧虑。

鉴于当下研究电影文学和剧本的“卡脖子的问题”是几乎看不到剧本，往往是通过看电影来进行研究，周斌教授在闭幕式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亟需解决，建议厦门大学的电影博物馆将电影文学和剧作资料作为征集和研究的方向。

二、中国电影美学观念、叙事特征及电影史存疑的问题探讨

适逢新中国电影70周年，对其发展成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今年学界的热点话题，与会学者鞭辟着里，颇多中的之论。复旦大学周斌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在美学形态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崇高美”的推崇，二是对“悲剧美”的渲染，三是对“朴素美”的倡导。21世纪以来，第一是古装大片的出现，更强调“绚丽美”。第二是适应观众和市场多样化需求，通过混搭所表现的“杂糅美”。第三是武侠片、黑帮片等对暴力美学的推崇。第四是悲剧美，从性格悲剧、爱情悲剧、生活悲剧等方面都有新拓展，第五是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追求电影综合性美学。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认为，电影观念是生产力，电影发展史也是电影观念变革史。从建国初期到17年的国家电影观念，到新时期第四代导演呼唤“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艺术本体观念，第五代导演以影像反思黄士地文明的文化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娱乐片”讨论，电影工业和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断崛起。新时代新力量导演表现出的“电影工业美学观念”，与时俱进，成为先进的电影生产力的代表。上海大学金丹元教授认为，十七年电影主线是确立与营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形态。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一般特点，可归纳为：从“人民电影”到“人民性”的提出，为工农兵服务；新英雄主义色彩与崇高美的确立；唱响新时代，阶级意识的普世化；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新时期电影的“破冰之旅”，首先就是从回归和重新审视“现实主义”起步的。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在五花八门的影像视觉盛宴中正在突围。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研究员认为，多元化表达和深度诠释为当下主旋律电影剧作提供了三方面启示：一是凸显以人为本、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二是中国性表达；三是青春中国的情怀表达。对于中国电影的优势元素：动作、喜剧、悬疑类型元素，要继续发扬。上海交通大学李建强教授认为，“共同体美学”被认为是电影语言和电影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支撑点，时间向度上具有三个特质：一是立足现实；二是贯通古今；三是引领未来。对于共同体美学的认识需打破历史的框架和规矩的约束，跳出个体具象的羁绊，会通历史全过程，这样才能超越“外在的、机械的”时间度量，既再现当下又引领未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研究员认为，电影的决定因素是不可测的市场，而不是评论家。艺术要应景但不能太应政治的景，要找到政治应景和市场应景的结合点。今天完全靠政府来操控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对于当前中国电影界存在观众低龄化与弃现实主义的问题，兰州大学陈响园教授认为，电影的心灵抚慰功能正在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娱乐至死的倾向。归根结底在于创作者不懂观众、懂观众的不会创作，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战狼2》编剧刘毅认为，在如今的中国银幕上，人物形象很多是“反英雄的人物英雄，非英雄的英雄”。这其实跟传统的人物形象有些背离，他们有缺陷，但更加可爱，有血有肉，这样的英雄才能够符合当下的审美要求，可望不可及的完美人物形象时代已经过去了。沈阳师范大学林雪飞副教授认为，中国电影想要赢得和打动世界，应该具有丰厚的民族化内涵，要关注时代和现实，表达人文精神，拥有深刻意蕴，努力实现叙事的优化与完善，呈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对电影史存疑问题披沙拣金，辨伪去妄，新见迭出。南京师范大学陈吉德教授遍稽群籍，探赜索隐，对《红色娘子军》创作人员考证后认为，刘文韶1956年创作出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为电影提供了名称；吴之1957年创作出琼剧《红色娘子军》，为电影提供了建议，但没被采纳；梁信1958年创作出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为电影提供了内容。所以，梁信是核心，应该有署名权，刘文韶可有可无，吴之无权出现。上饶师范学院吴凑春副教授张本继末，拔树寻根，分析《武训传》批判运动的起因认为，要考虑以往学者忽略的两个因素：传记和私营。传记，是该片标示的电影类型，具有真人真事品格，在当时既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也导致其不能像一般故事片那样进行反复修改。私营，是影片的出身身份，产自一个私营电影制片厂，在当时带有“原罪”特征，注定是要被消灭的对象。

关于经典作品的改编，近年成功之作甚多。兰州大学阮青老师认为，《智取威虎山3D》的改编是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采取“嵌入式”套层结构，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社会现实的联接，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消费逻辑的冲突和融合，全球化和民族性等诸多议题，是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改编的典型个案。西北师范大学杜臣弘宇老师认为，经典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被边缘化，经典一定会以某种力量给现在的人造成影响。

关于电影教育功用问题，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教授认为，电影必须成为教育才有尊严，才能告别在所有艺术中低徘徊的层次，走向大的艺术平台。如果电影从小学就进入教育，那么电影终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教育。兰州大学张同胜教授认为，电影应增强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成为干预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影视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媒介，关注社会底层，关注边缘人群，激发观众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西北师范大学张丽华老师认为，电影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具有人性化的因素，具有教化的功能。新技术浪潮带来的身体热，从不同的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中各个领域的重要性。

三、各类题材电影、港台电影及热点影视创作的研讨

在“一带一路”国策的时代大背景下，丝路之路题材电影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丝绸之路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张阿利教授认为，丝绸之路与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一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丝路题材叙事特点为：1.内向聚焦的叙事视点；2.两极分化的叙事方向；3.线性叙事结构与“二元对立”戏剧冲突。近年来丝路题材电影承载着共同体美学的表达，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当成政治标签，更不要变成政府要求的任务。西北师范大学张哲玮博士认为，丝绸之路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民族意识形态，其影像作品可以直接承担教化功能，最终是要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创作独具特色。《民族艺术研究》副主编彭慧媛认为，由于氛围相对宽松，云南军旅作家们抒写新生活、人物形象塑造突破公式化和概念化，富有民族个性，在非娱乐化时代追求娱乐，营构了极具民族风情的意境美学。

“精准扶贫”作为国策，已成了中国人人关心的大事，关于这个题材电影的创作也是主旋律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王莉认为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主题开凿上有深度。第二，作者都能深入生活，突出反映与贫困斗争的伟大社会实践。第三，大多以温暖现实主义来讲述一个故事。第四，在人物塑造上既突出了脱贫攻坚领头人，也刻画了人物群像。存在问题：故事雷同，缺乏创新性探索和深刻反思，常诗意美化或过度放大扶贫前后的对比状况，对农民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和掌控描写不够。

新中国电影女性电影对于女性社会身份的转变，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居功至伟。渤海大学尹晓丽教授认为其对女性贞洁观的批判表现在：一是贞节观与中国电影的女性意识。旨在揭示传统宗法社会伦理观念的弊端；二是贞节观与传统文化舆论力量的共谋。流言杀人、人言可畏的主题成为反思民族文化弊端和国民性缺陷的切入点。三是性文化张力下的女性悲情。探求女性在性禁忌压抑下欲望的萌动和飞蛾扑火式的反抗。

港台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山西省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马明高认为，侯孝贤从沈从文借鉴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佛学的精髓，采取冷静、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去审视生活。贾樟柯由沈从文得到一个道理，传达尊贵的个人体验应是创作的本能状态。面对全球化下的“故土”，侯孝贤把故乡当做人的精神家园而宁静淡远，贾樟柯却因“没有故乡”或“回不去的故乡”充满痛楚与忧伤。上海财经大学徐巍教授认为，香港警匪片发生了由外向内的演变。从八十年代外在的视觉对抗，逐渐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乃至意识层及潜意识层。人物的刻画不断由方及圆，叙事主体也日益由浅入深。辽宁师范大学庄君副教授认为，张国荣超越歌手、演员、明星等身份，成为一个多重复现的意义场域。其个人魅力通过角色得到受众的认同，缝合了影片情感与观众情感的缝隙。他的银幕表演呈现出“癫”和“典雅”的共时性，“自然”与“真”成为其表演旨趣的本质追求。西北师范大学林恒博士认为香港电影从九七回国后，出现了“有术无道”和价值观混乱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动画创作开枝散叶，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杨晓林教授梳理了中国学派动画的历史经验和创作理论，认为中国学派动画的重建，既是“形而下”的叙事层面的创新——即具体创作方法和技术上的求索，也需要“形而上”的理念重建——即“动画观”的革故鼎新。青岛科技大学张春玲副教授分析“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动画片价值观的变迁认为，作品的世界观决定人物选择与主题。人物选择体现了儿童的自我规训与控制，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60年代到80年代除暴安良的传统母题，迭代为90年代的成长、冒险、对抗与寻找主题，实现集体主义到家国主义的转变，中产阶级价值观成为影视动画片创作的核心。西北师范大学赵洋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动画背后都有着文学的影子，当下中华动画最缺的依然是文学的滋养和叙事的趣味，积极拥抱文学入场。兰州大学研究生周蕊认为，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我国动画的一大制胜法宝，而此种文化集中体现在故事发生的场景空间中。

热门影视的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前沿话题。上海大学刘海波教授分析《烈火英雄》和《上海堡垒》认为，在创作观念上偏重大场面制作和大明星运作，忽视了对剧本的打磨。在环境氛围上违背真实性和逻辑统一原则，在特定人物的行动和行为处理上违背了专业性原则，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反应违背情感合理性原则，在剧作上没有建构起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教授分析《烈日灼心》认为，原著能够结合福建当地文化来表现死刑犯，与现实结合密切，挖掘人物心理深入，深刻思考了犯罪的原因。原著名“太阳黑子”更具意向性，有张力和爆发力。广州大学陶冶教授分析《破冰行动》认为，制毒村以宗族为核心，等级森严，人人制毒，以“不卖给中国人”来“报效祖国”，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中，全村成为“共同致富”的“命运共同体”。主旋律影视正视存在问题，解剖问题，这是时代的进步。兰州大学研究生窦宁分析《长安十二时辰》认为，该剧以精湛的制作手法再现了大唐盛世，演员的敬业成就了良好的口碑，用视觉升级提升了国产网剧的品质。

结语

本次研讨会作为电影文学研究的学术盛宴，各位学者和编剧舌灿莲花，金句频出，内容涉及面广，问题意识强烈。大家对专业问题并未数黑论黄，与世偃仰，而是独立思考，自出机杼。论析可谓河奔海聚，研精致思，不但思维活跃，观点新颖，而且衔华佩实，论述缜密。大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影文学发展中的得失成败，进一步确立了“文学脚本是中国走向电影强国的立足之本”的重要思想。鉴往知来，本次研讨会不但对未来以后的剧本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而且对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电影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