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影视改编暨武侠影视创作研讨会综述

杨晓林 周艺佳

杨晓林 周艺佳 《电影新作》2019年第1期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金庸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李克强、韩正、孙春兰、黄坤明、朱镕基、温家宝、张德江、李岚清、刘延东、李源潮等同志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武侠小说承前启后，影响深远，泽被后世。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2018年12月16日，第四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研讨主题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暨武侠影视创作”。会议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办，《中国作家》（影视版）《民族艺术研究》《电影新作》协办，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承办。开幕式由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杨晓林教授主持，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张艳丽、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研究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任周斌教授、《民族艺术研究》副主编彭慧媛、《电影新作》编辑部主任史志文分别在开幕式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和发言。分场研讨分别由周斌教授、毛时安研究员和尹晓丽教授主持，厉震林教授、张阿利教授和卢炜教授进行了点评，会议闭幕式由周斌教授总结发言。来自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电影家协会、上海星洲文化传媒公司、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西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渤海大学、上饶师范学院、赣南师范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会。

本次研讨会就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研究、金庸影视传播与接受研究、金庸影视的版本研究、金庸影视比较研究、相关武侠影视研究以及其发展前景六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与交流，鉴于不同年龄段学者对金庸作品的认识有“代际”之异，因而会议大致以年龄分为了三部分。

一、50、60后学者谈金庸：金庸小说与时代记忆

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金庸小说是他们共同的时代记忆，那时还没有电视剧电影，人们接触武侠世界都是从报纸和小说开始的，金庸作品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痴迷。正如毛时安研究员所言：“金庸小说一看就停不下来，欲罢不能。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武侠小说是一个阅读的‘毒品’，一上瘾就欲罢不能。”他认为， 21世纪可以简单概括就是无序失衡，世界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平衡，同时这个世界充满了撕裂感和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确确实实需要我们武侠小说来提供有当代性的英雄，有当代感的英雄。而金庸小说无疑是因为顺应并满足了这种大众心理需求才广受欢迎。

复旦大学周斌教授指出，金庸作品在华人世界影响巨大，创作成就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越，其作品属于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份优秀遗产。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具有长久的美学生命力。作者突破了通常武侠小说的套路和局限，尽可能在小说创作中书写人性、描绘人生并努力塑造出众多不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并注重通过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性格刻画来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文情怀，表达作者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与评价。

作为60后学者代表，陕西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张阿利教授认为，金庸的作品能够让人感受到侠义恩仇，潇洒江湖，尤其像《射雕英雄传》，是一代人对于金庸的集体记忆，对于中国电视机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金庸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陆文化的回归和引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金庸在那个时代对社会的影响刚好契合了改革开放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识。金庸不光是给我们一种文化的体验，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折射，我们对金庸的研究多为文化文本上的研究，而哲学上、社会学上的研究需要不断拓展和提升。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教授点评时指出，老师们的发言让我觉得金庸小说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理论评论的价值就在于此。我们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从文化美学到王阳明哲学，从当代文化与金庸文化的互文关系到金庸武侠电影的诗性特征，从金庸小说的武打到电视剧中满足不同媒介文化读者的武场，讨论非常丰富。

上海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张振华教授认为金庸小说是新武侠小说，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结构，把原有的一些规则进行重组、创新，解放了的想象力。金庸有着厚实的古典文化基础，并且十分尊重传统，虽然小说从大体上而言还是章回小说的写法，但其风格十分不同。作品中蕴含着相当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构思千变万化，情节曲折，没有受线性叙述的束缚，尊重传统却不被传统文化所束缚，体现出很独特的创新性。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蒋原伦教授认为金庸是他那一辈的小说家文化人中在电视剧这个领域中被改变翻拍最多的一位作家（还不包括电影），因此金庸活在今天的电视剧中。而对于金庸小说一再被翻拍有诸多原因如情节、人物、历史、地域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小说中的武打场面，即为视觉文化的拓展提供了空间想象力。现代的电子高科技给武打的拍摄提供了充分的表现空间，使得影视剧在视觉文化的丰富性上得到很大的拓展。

彭慧媛编审认为金庸的小说是镶嵌在中华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每部小说几乎都有时代背景，并且充分挖掘这些历史背景中的时代内容，使这些作品有了坚实的根基。金庸还借助这些武侠之口，对历史进行了充满正义感的评判，而根据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佛教文化及其价值观都有着很好的表现。武侠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属于平民阶层的，武侠理论实际上就是用民间社会用于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与儒家的思想结合，还与道家的各种思想结合，是一个不断在包容的文化。

上海星洲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制片人曹刚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影视创作实践应该更加紧密贴在一起，甚至走在最前面，起到引领作用。金庸小说改编拍摄更多是从技术层面有所提高，故事内容真正有突破的不多。金庸在新的时代怎么样改编怎么样创作还是有需要深入探讨的，如若在这一方面有所引领，才是真正地对金庸小说理论研究做了贡献。

二、70学者谈金庸：因为看影视，所以读小说

对于70后一代的人来说，认识金庸多是从影视剧开始的，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人们从荧幕中了解了金庸笔下的精彩江湖，然而影视剧所呈现的爱恨情仇引发了他们对原作的向往，于是很多人又会找原著再细细品读，因而70后对于金庸武侠的认识是一个从影视到小说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伴随他们成长的过程。

张艳丽书记认为，人们痴迷金庸创造的江湖，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痴迷金庸小说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不止写爱情、他写撕心裂肺的亲情，写荡气回肠的友情，而且写魂牵梦绕的乡情，写向死而生的家国情怀。他字字有情，字字真情。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有温度、有筋骨、有正气，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让观众们感受到真善美的作品，以文化自信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院长卢炜教授则是创新性地将将金庸与王阳明的心学实践做了对比研究，认为王阳明和金庸二人的人生轨迹很相同，并将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即体验、情怀与自我革新，最后得出金庸实际上一直在实现着王阳明心学的历程，从刚开始的认知到后来的知行合一，在“知”和“行”当中辩证地认知。

同济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冬冬教授认为，金庸的武侠影像诗性来源有二：一是在故事文本层面上开展了深刻革新与人本主义探索，更接近存在问题。同时通过江湖故事的非有机叙事呈现，构建时间，彰显诗性，导向电影本质。二是在影像风格层面上充分展现武侠电影的身体魅力，彰显动作本身的梦幻性。强化动作的因果逻辑，而非叙事动机，展现镜头内人的动作，此举更符合电影本性，因此更具诗意。基于此，金庸的武侠电影得以去蔽呈现，诗意盎然。

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尹晓丽教授认为，金庸早期的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体现了儒侠主义的确认。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武侠电影的出现以后，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呈现，其中包括对儒家文化的一种解构，它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电影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手段构建了一个多元化格局，更加贴近时代精神，符合现代人审美。这种电影有一种奇观化的效应，甚至有一种魔幻化、科幻化的倾向。新武侠电影中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表达与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忠君的形象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变化，用国家的变迁来反映出人物的困惑，二是重塑中国传统人格的魅力，三是把日常化的审美渗入武侠片的创作之中。

广州大学影视编导系主任杨世真教授在发言中质疑将民族文化元素、中国传统电影美学（主要是“影戏说”）视为胡金铨武侠电影世界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在胡金铨奉行的“电影技巧至上”观念。胡金铨不但全面理解与掌握了世界电影语言的一般规律，并且在实际创作中有所突破与创新。要讲好中国故事，导演必先掌握电影语言基本功，而不是靠堆砌民族文化符号或本身并不成熟的“影戏说”。

上海财经大学徐巍教授指出，文学经典改编所面临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经典文本是否具有当代的可诠释的空间；第二，经典文本是否可以实现其艺术性的当代转换；第三，经典文本是否可以为当代受众所理解和接受。而金庸小说成为经典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金庸文本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为后面的改编者提供了自由诠释的空间，其二金庸小说改编通常有两种思路，一是忠于原著，二是奇观化的改编以及金庸小说本身文体的传统性和当代性；最后是金庸小说具有大众性和经典性。

复旦大学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杨新宇副教授指出，邵氏电影中华气息浓郁，国家民族根性坚定，对于唤起海外华人的国族情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它的片厂制度有着严重局限。一、严重限制艺术家的创作：企业化的流水线制作的科学经营，保证了影片的产量和质量，却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二，摄影棚拍摄方式导致虚饰（俗艳）美学：布景虚假、色彩失真。三、商业至上，脱离现实，文化观念保守。他认为张彻在文学上有令人惊艳的写作才华，张彻的诗歌与他的电影带给我们的刻板印象有相当的距离。

同济大学杨晓林教授认为，高明的悬疑设置是97 版《天龙八部》吸引观众的剧作魅力之所在。《天龙八部》的三个电视剧版本各有千秋，但就故事的结构设置而言，97版为佳构，超出了原著。在一定程度上巧妙的运用了侦探片的形式组织剧情，但却突破了侦探片的叙述模式而自成格局。侦探片一般有三种结构模式，一是开局罪案已经完成，整个故事讲述如何侦破。二是获悉罪案将要发生，整个故事讲述如何阻止发生。三是开局罪案已经发生了一点，还没有完全完成，侦破的过程犯罪还在继续犯罪，而当事人在最后一刻才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97 版电视剧《天龙八部》显然是第三种结构，而且在每一集的结尾经常采用开放型的情节结构，设置一个“包袱”，埋好伏笔，吸引观众去看“下回分解”，从而编织出绵延不断的故事一集集的演绎下去。这种悬疑叙事模式使得剧情扑朔迷离，让观众欲罢不能。

三、80、90后学者谈金庸：金庸武侠与现代世界

80后乃至如今的90后对于金庸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影视方面，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一方面是由于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更青睐于影视艺术所呈现出的全方位的视听享受，对于传统小说书籍的需求量正日益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接触到的文化和信息越来越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金庸武侠小说产生冲击，但金庸作品跨山压海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其IP仍旧被人们不断改编和翻拍，并且每一次通时合变之翻拍都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作为年轻一代的影视研究者，80后的学者们以他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眼光去看待和研究金庸文化。

史志文主任在致辞中讲到，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影视改编将在旧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展开更为复杂的互动，正逐步跨越从文字到影像再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媒介技术。在新形势下影视改编对于优良IP的需求快速增长，剧本日趋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媒介融合的时代为影视改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电影新作》开办了专栏来深化理论与实践的运行。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员、崔辰博士认为金庸的作品在影视剧中的改编是非常多的，在华语的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大的IP，金庸创造的江湖如同漫威一样，是有自己的宇宙的，每个版本的《神雕侠侣》都体现了时代的审美和革新。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形象是一个纯粹和美好的女性，能够得到所有观众的认可，金庸是一个比较永恒的IP，未来的影视剧再次去表现他的爱情观念怎么样和现代人的爱情观念产生共鸣，是金庸影视剧改编时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赣南师范大学刘丽芸副教授与张文博士运用普洛普的31种功能，对九十年代香港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的叙事结构以及角色行动分析，认为金镶玉这一形象承担着叙事结构多重角色功能，成为电影类型叙事的关键变奏，而金镶玉的多重身份和归属的不确定性，隐喻了彼时香港普通民众在经济动荡与政治更替的现实环境中身份的迷失与焦虑，传达了香港新武侠类型电影的黑色寓言的叙事特征。

厦门大学周暐闳博士以一个台湾人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金庸作品的一个个民族符号，首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精神寄托，其次是台湾人民对一个中国的一种情感期许。如同其他小说家一样，金庸作品在台湾也是从被禁的‘俗学’作品一路走向了今日学生的“教科书”。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作品，他的作品提供了新的精神坐标可能性。就当下而言，他的小说正将中华文化与经济产品结合，以多载体方式传播，而金庸小说衍生品的高度商业化使其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堪称‘一带一路’的滩头堡。

同济大学韩亚辉副教授、上饶师范学院吴凑春副教授、《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张烨航、《电影新作》杂志社编辑聂倩葳、上海戏剧学院讲师沙洋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高凯博士、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叶珽和甘圆圆、上海电影艺术学院讲师向曼、上海市体育局宣教中心记者郭泰、东华大学讲师严怡静、同济大学陈曼青博士、同济大学研究生黄华和张诗雨、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周艺佳、上海大学硕士生刘奕彤、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范家睿等也舌绽莲花，各抒己见，进行了令人振奋的精彩发言.

结语

本次会议对武侠影视的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讨与交流，在学术会议机制与治学精神方面特点鲜明。首先是高度的专业性，会议特邀了学术领域内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分别担任主持人与点评人。由主持人引导发言，点评人钩玄提要地评析并延展议题，大家才思泉涌，河奔海聚，绝少皮相之见及懦词怪说，真正有效地激发了学术碰撞与争鸣。其次是广泛的平等性，参会者年龄覆盖面广，青年学术力量的集中亮相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大家怀玉抱璧，不分畛域，各擅胜场，前辈大家的宏论一言九鼎，青年后学的高见辞微旨远。最后是充分的建设性，不论博征旁引的争鸣或持之有故的论证，都充分体现了尊重和继承前人成果，提携和启迪后者的继往开来的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搬上荧屏和银幕以来，历经了无数次改编，不同时期的影视改编风格各异，同一年代的改编也因导演、演员以及改编模式的差异而面貌不同。在当下这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深入研究其改编拍摄的成败得失，坦荡如砥地探讨武侠影视剧改编和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国产武侠影视剧创作花生满路，对推动中国影视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