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7日下午，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电影学院在一二九大礼堂和中法中心B楼301室举行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梁山的获奖影片《父亲》展映暨上海电影研讨会。

与会的嘉宾有上海市委宣传部成蔚处长、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德懿、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宋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郑虎，导演梁山、著名表演艺术家梁庆刚、沪上知名学者周斌、张振华、金冠军、陈犀禾、金丹元、聂欣如、厉震林，同济大学电影学院常务副院长钟勤、传播学院院长王荔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的院长、系所（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教授、青年学者60多人。东方电影频道、《天天新报》等媒体进行了全程采访报道。

梁山是上海市第一届十大文化新人、2007年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一人。独立执导电影《父亲》、《狗小的自行车》，执导电视剧《孽债》（执行导演），《夺子战争》，《错爱一生》、《孽债2》和《婆婆来了》等，都获得高收视率，社会反响很大。《父亲》获国际十大电影节之一——开罗第27届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研讨会由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执行所长杨晓林主持。杨晓林呼吁，理论界和创作界应该紧密联系相互促进。过去中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分布各地，小电影厂星罗棋布，大家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现在电影的资源过分集中于北京，北京成为电影寡头，这对中国电影而言不是好事，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六大集团的电影需要中兴，也必须中兴，当代上海电影人应该担负起为上海电影的中兴和繁荣做贡献的重任。上海电影学者应该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就上海电影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政府决策机构、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电影的创作和宣传等施加影响，为上海电影的中兴给力。

成蔚处长分析了政府对电影的扶持政策，孔德懿副部长就同济大学文化建设进行了发言，钟勤副院长和王荔院长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同济大学艺术学科的建设及学术交流请况。各位学者以《父亲》为案例，对上海电影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首先，与会者肯定了《父亲》反映了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金丹元教授认为，电影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目前转型期会有很多问题，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要有哲理和价值的思考。外国人现在表现上海都是用大楼、怀旧、工地（暗示中国在发展，可以过来投资），但这些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上海。周斌教授认为，这些年中国电影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舆论性的强调比较过分，商业气息过浓，对现实生活时代的反应比较薄弱，去年我们整个国产电影526部，进电影院大概100部左右，在这100部中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很少，有也是喜剧片。电影有记录时代和社会的功能，电影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后来的年轻人要了解那个年代，就要看《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这类电影。但我们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的仅仅是几部古装大片娱乐大片，没有反映时代生活的精品留下来，这是当代艺术家责任的一种缺失，是电影创作导向上的问题。梁山能在2002年拍出这么一部很感人的作品，很不容易，应该很好的加以宣传。

王庆福副教授认为，相对于同时期表现“父亲”的电影而言，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是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电影，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被挡在了镜头之外，而《父亲》则是一部城市题材的电影，直面中国现实，特别是工人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种种阵痛得到直接呈现，影片现实主义力量正在于此。前不久的都市喜剧片《倔强的萝卜》，为追求喜剧效果，采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反而不如《父亲》感人。在高科技时代，简单、质朴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还是极具生命力。何继红副教授也认为，《父亲》所张扬的真诚、正直以及发自灵魂深处的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感动了观众。

其次，影片对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周斌教授认为，《父亲》作为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并不生硬，恰当的使用了伦理片的叙事方式。陈犀禾教授认为，作为主旋律影片，《父亲》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主要是把主旋律和普世价值结合起来。和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一样，影片表现的是父权的衰落或者说全球化，父辈和子女在变化的社会如何重新调整角色，适应社会的变化，子女有对他们的背叛对他们的爱，父辈有对传统价值的坚持对子女的爱，也有对自己角色的调整，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其实是个全球性题材。强小柏教授认为，导演将这种指令性的作品拍的不概念化，对这种题材有很强的把控能力。

吴菁副教授认为，《父亲》用温情化解残酷现实，将下岗这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放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采取传统的伦理亲情叙事策略。片中的老父亲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代表，但在转型期接二连三地遇到子女们的下岗问题，而另一位也曾经辉煌的工人老父亲直接以残疾人形象出场，符号化地隐喻主流价值观在转型期的尴尬与困境。最终一家人和解，象征性地解决了主流价值系统在转型期的隐忧：无论现实多么严峻，传统的伦理亲情协助我们度过难关，而且正统主流价值依然是有效的。这种伦理亲情叙事策略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价值与尊严。

资深记者蔡理认为，上海电影人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下生活”，梁山能够做到亲自去体会作品背景，了解和感受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环境，与下岗工人同吃同住，这对当下的浮躁的、远离生活的创作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三，对于上海电影，与会者普遍认为上海存艺术氛围不够，原创力衰弱，对艺术片的宣传重视不够。与会者呼吁反映上海生活的“好本子”出现，批判了当下中国电影，特别是上海的电影的浮躁现象。宋崇导演认为，《红楼梦》等无数的片子被反复拍，是为了票房有保证，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显得自己的高大。上海这么大的生活海洋，那么多伟大的事情需要有人写。每年生产465部片，40部美国电影占领市场达到百分之八十。为甚么200部片子束之高阁不能进影院，一种是艺术片影院不放，没有一种特殊的影院来放映他，第二就是一大堆片子粗制滥造，电影市场劣势明显。

金丹元教授认为，现在就是眼球经济的时代，许多能进入大家眼球的电影都是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来吸引观众进入影院的。这导致了许多好的文艺片不能进入院线，他们没钱去宣传，有的都很难赚回成本，这种现状让人很无奈。聂欣如教授也认为，尽管八年前和八年后观众的观影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今天《父亲》依旧让人感动。如果八年前获奖之后，如果能进行宣传，使它进入更多的院线，收到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陈犀禾教授认为，如果《父亲》获奖时相关部门领导能重视爱护，包装宣传上给把力，可能情况就不一样。陈凯歌张艺谋赶上那个时代，获一个奖就很受重视，吴贻弓的《城南旧事》是经典，但当时获奖的电影节还不如《父亲》这个电影节，但如果当时重视，舆论一下子把导演推出来了。上海本身有这样优秀的资源，作为上海本地的领导或电影集团宣传部门，应该重视人才，而且这个机会错失了，我们只有重看经典了。

与会者肯定了上海电影主管部门提出的“双本”方针的重大意义，对上海电影的中兴给予了深厚的期望。宋崇导演认为，过去上海电影占据着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不光数量上每年占一半，而且获奖影片也占一半，但现在差强人意，上海电影人才外流严重，许多都去了北京，中国的电影成了寡头电影，北京就是寡头。而不像原来是诸侯割据的现象，这很不正常。所以首先领导的思维要转变，思想一定要解放，北京之所以电影特别多，是因为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拍戏。上海电影受到的审查太多，过多门槛实际上不利于电影的创作。

关于上海电影创作，张振华教授、何继红副教授等从海派文化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目前上海电影走入某种误区，一拍上海电影，就是30、40年代，就是百乐门黑社会之类。梁山导演是上海人，拍出了以东北重工业城市为背景的优秀电影，希望也能创作上海题材的电影。厉震林教授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人要“闲”一点；要“乱”一点；要“富”一点。这些幽默而极有创见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此外，与会学者对《父亲》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斌教授和宋崇导演认为，影片话剧味道重了一点，台词太多，应更多地用视听手段，会更深刻更具观赏性。聂欣如教授认为，《父亲》中三个孩子都自立自强、结局过于完美，最好留点遗憾，这样对生活的反映也会更有深度。

在本次大会上，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是上海电影，同济大学和上影集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上海大学等拟于明年举办有全国高校电影学博士、知名学者、著名导演和电影人参加的“上海电影·博士论坛”，目的是想让学界和业界都来关心上海电影的发展。